考订派那帮人，被"科学方法"这个词儿给忽悠得不行，动不动就把历史事实给拆得七零八落，专挑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死磕。他们把活生生的历史事件，硬生生搞成了冷冰冰的档案资料。

《国史大纲·引言》里，钱穆这么说道。这本书的引子部分，他主要讲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咱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，得深入挖掘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。钱穆强调，了解历史不是简单地记几个年代和事件，而是要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。他还提到，研究历史要有全局观，不能只盯着局部看。通过这种全面深入的研究，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脉络，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。钱穆在引言里反复强调，研究历史对个人、对国家都很重要，这关系到我们的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。他呼吁大家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历史，不能人云亦云，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。

1940年，《国史大纲》正式面世，这部作品让钱穆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。书里开头那段话，其实早就在《引言》里发过了。有意思的是，钱穆在整本书出来之前，特意把这个《引言》先单独拿出来发表了。

傅斯年和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，到底为啥闹得这么僵？要说他俩在历史学界那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可偏偏就搞到水火不容的地步。这事儿说起来挺让人纳闷的，按理说都是搞历史研究的，应该挺有共同语言才对。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他们的分歧不仅没缓和，反而越闹越大，最后直接撕破脸了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啥，让两个学界大佬闹到这种程度？

钱穆这个人，胡适和傅斯年都挺看重他。在《钱穆与胡适傅斯年》这本书里就提到过，这两位学术大佬对他的评价可不低。要知道，胡适和傅斯年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能得到他们的认可，说明钱穆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
傅斯年和钱穆年纪差不多，就差了几个月，钱穆稍微大一点。不过他们年轻时候的经历完全不一样，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

傅斯年从北大毕业之后，跑到欧洲待了7年，虽然没拿到什么学位证书，但人家可是胡适的得意门生，还在北大当过学生领袖，在学术圈里早就混出名堂了。一回国，中山大学就把他请去当教授，还让他同时管着中文系和历史系，那会儿他才30岁。

钱穆家里条件不好，只读到中学就毕业了，三十多岁还在苏州中学当老师。不过他的学问特别厉害，在当地很有名气。那时候胡适受邀来苏州中学做演讲，有朋友跟他说一定要见见钱穆。于是胡适在演讲前特意请钱穆上台坐。没想到钱穆当时正在写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有两个问题没弄明白，就当场问胡适。胡适也答不出来，场面特别尴尬。结果胡适当天下午就离开了苏州。后来钱穆自己回想这件事，觉得这么做“有点像故意为难人家”。

1930年，35岁的钱穆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。陈寅恪高度评价这部作品，称其为"王静安之后难得一见的佳作"。在顾颉刚的推荐下，钱穆被破格聘为燕京大学讲师。1931年春天，经顾颉刚牵线，钱穆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。这次会面后不久，北京大学就向钱穆发出聘书。不仅如此，胡适还把自己珍藏的稀有古籍借给钱穆研究。

傅斯年对胡适推崇备至，所以也跟着效仿。他特意邀请钱穆到自己负责的中研院史语所任职。每当有外宾来访，傅斯年总会让钱穆坐在自己旁边，还一本正经地介绍：“这位就是写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的钱穆。”那架势，简直把钱穆当成了自己人。

有时候，你明明是想帮别人，结果反而把人给得罪了。《锦上添花反添仇》这书里就说了，好事做过头了也会惹麻烦。你觉得自己在帮人，可对方可能觉得你多管闲事，甚至会觉得你是在显摆。所以啊，做事得讲究个分寸，别好心办坏事。

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钱穆，这里面有他的考量。一来，钱穆写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时用的那种严谨考证的路子，正好跟胡适自己搞研究的那套理念对上了；二来呢，钱穆当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，势头正猛，胡适作为最早一批发现并支持他的人，这时候再添把火，既能显得自己眼光独到，又能展现出他这个人很大气，不摆架子。

胡适没注意到，钱穆这人性子倔得很，一下子出名后，可不一定会念着那些帮过他的人。年轻那会儿，钱穆还跟着闹过学潮。辛亥革命那阵子，他才16岁，居然想了个招儿，打算在棉袄里塞满银元，做成类似盔甲的玩意儿，准备穿着去打南京。

钱穆对胡适和傅斯年这两位，心里挺不买账的。他觉得这俩人也就那样，自己完全没必要服他们。在钱穆眼里，胡适和傅斯年虽然名气大，但也没啥了不起的。他就是看不惯这俩人，总觉得他们有点名不副实。

这时候的胡适，已经走上仕途，对政治特别着迷，学术研究就有点儿松懈了。跟钱穆辩论时，他常常拿不出有力的证据，只能拿研究方法说事儿。钱穆这边呢，对胡适和傅斯年从西方带回来的那套研究路子不太感冒，觉得他们太不把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当回事了。

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，他觉得胡适和傅斯年这些人根本就没真正搞明白。在他看来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太肤浅了，所以干脆就一棍子打死，完全否定了他们的观点。这种态度，说实话，也挺极端的。

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商量，但根本立场不容妥协。你看胡适和傅斯年，他们就是靠着批判传统文化才在学术界站稳脚跟的，这可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绝对不能让步。至于钱穆，他没出过国留学，就只能一遍遍强调自己熟悉的那套传统方法，靠这个才能在学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一开始，分歧只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异，胡和傅两位都选择能忍则忍，尽量避免把事情闹大。可谁知道钱穆一点都不肯让步，反而越逼越紧，完全不留商量的余地。这种局面让原本还算平静的学术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，矛盾也一天天升级。

钱穆这人吧，老爱在背地里搞事情。他不止一次地暗戳戳找麻烦，总喜欢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使绊子。你说他吧，表面上看着挺正常，但背地里可没少折腾，各种找茬的事儿干得可不少。这人就是喜欢在背后耍心眼，整些小动作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
钱穆一开始是冲着胡适去的，可胡适总躲着不跟他正面硬刚，结果反倒让傅斯年和钱穆的矛盾越来越深。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，事情搞得越来越僵，本来想找胡适麻烦的钱穆，现在跟傅斯年较上劲了。

根据石兴泽教授的研究发现，傅斯年和钱穆在历史学观点上存在明显差异。傅斯年受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，特别注重断代史的研究方式，他觉得这样才能把历史资料整理得更全面。钱穆则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理念，他更看重通史的价值，觉得只有通史才能把历史的前后脉络理清楚。

《中国通史课》在北大开课那会儿，傅斯年觉得应该让15位教授轮流讲，可钱穆非说要自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。傅斯年虽然心里不乐意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结果钱穆的课特别受学生欢迎，听说当时胡适也开了同样的课，可学生们都爱去听钱穆的。钱穆在北大教书那段时间，讲课这块儿从来没输给过胡适。

"九一八"事变一爆发，傅斯年就坐不住了，立马召集一帮学者，自己也亲自上阵，搞出了《东北史纲》。这本书就是想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咱中国的，专门用来打脸日本学者那些胡说八道。可谁成想，活儿干得太急了，书里有些史料没整明白，出了点差错。钱穆那家伙第一个跳出来嘲笑，把傅斯年气得够呛。

打那以后，他俩就经常在背后说对方坏话。钱穆把傅斯年比作《水浒传》里的山寨头子，傅斯年就讽刺钱穆见识浅薄。钱穆觉得傅斯年传统学问不行，傅斯年反过来嘲笑钱穆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。

钱穆很清楚，要撼动胡适、傅斯年这帮人在学术界的权威，光靠嘴皮子可不行，必须得拿出硬核的作品才行。于是他下功夫整出了《国史大纲》，这本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，直接把胡适、傅斯年他们给怼了。就连胡适那个"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学问"的观点，钱穆也没给面子，直接说这招"广度上差点意思，深度倒是够够的"。

战争打响那会儿，各所大学都往南边跑，钱穆也不例外，直接去了云南，在西南联大教书。那时候傅斯年虽然是北大的校长，可人基本待在重庆，具体到学校里的那些事儿，都是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在管。

西南联大那会儿，西方学术风气特别强，钱穆就只跟陈寅恪、吴宓、蒙文通这几个还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有来往，感觉特别孤单。吴宓就说过一件事，有次西南联大搞了个"中国文化讲谈会"，把他安排到最后发言。前面闻一多、雷海宗这些人一上来就把传统文化批得一文不值，说什么"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其实就是些低级风俗和迷信"，这让吴宓觉得自己特别受排挤。

钱穆可不买这个账。1941年10月，他在报纸上直接开炮："从辛亥革命那会儿开始，就有一帮没见识又急功近利的人，把革命的意思都给理解歪了。他们觉得咱中国老一套的政治全是错的，一个劲儿吹捧西方那套制度......这就搞出了'打倒孔家店'、'废除汉字'、'全盘西化'这些口号，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。"他这一竿子，连新文化运动都给打翻了。

钱穆的这些举动，当局都看在眼里。他很快就成了国民党高官们的座上宾，不仅经常在中央训练团讲课，还奉命写了《清儒学案》，活脱脱一副"帝师"的架势。胡适那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就瞧不上钱穆，现在连左派也把他当成了死对头。用钱穆自己的话说，"联大里那些左倾教授，几乎个个都把我当成公敌"。这么一来，钱穆在西南联大也待不下去了，只能辞职走人。

这三位可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个个都不好对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都不是省事的主儿。他们凑一块儿，那场面可就热闹了，谁也别想轻易占到便宜。说白了，这三人里头，没一个简单的角色，都挺能折腾的。

抗日战争一结束，各大学纷纷迁回北方。当时傅斯年负责北京大学的管理工作，所有原先在北大任教的老师都接到了返校的通知，但唯独钱穆没有收到任何邀请。

张晓唯教授的研究显示，钱穆对此事深感遗憾。他晚年提起时，说这是个"特殊情况"。既然回不了北大，钱穆只能在昆明五华书院和无锡江南大学这些地方教书。以前的学生听说他在江南大学，想跟着转学过去，他赶紧写信劝阻，说那边学习氛围不行，随便转学没什么好处。

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，钱穆突然转变态度，公开批评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思想根源。他把矛头直接对准胡适，多次强调自己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，表现出一种"我早就说过"的姿态。钱穆这种态度转变相当明显，他不断在各种场合重申自己的观点，似乎想证明自己比胡适等人更有远见。

钱穆迟迟没能当上中研院院士，这事儿说来挺有意思。有知情人透露，胡适倒是挺看好他，不止一次推荐过。可惜每次都被他那些所谓的"朋友们"给拦下了。最后好不容易选上了，那已经是胡适走了6年之后的事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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